月照大漠，天空地白，我24岁的妻子就这样走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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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l 高尔泰&先知书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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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照大漠，天空地白

我24岁的妻子就这样走了

一九六四年，茨林在敦煌中学上高中，梳着个马尾巴髻，无忧无虑，爱说爱笑，爱跑爱跳。暑假里，跟着她的父亲，著名医生、敦煌医院院长李瑶甫先生出诊，到莫高窟来玩。这个沙漠中的石窟寺群，她从没来过。父亲工作时，一个人到处跑到处看。在悬崖峭壁上四百多个洞子里上高下低躜来躜去。 

我在洞中临摹古画，日日面壁，不见人影，都快变成达摩了。突然闯进一个美丽的少女，不由得眼睛一亮。她天真无邪，毫不认生。又好奇，问长问短。我给她讲解壁画的内容，又带她看了几个不同时代的代表洞子。她从小受D的教育，鹿王本生，五百强盗成佛，舍身饲虎，割肉贸鸽，……所有这些故事，都从没听过。来世，轮回，因果报应之类，更是闻所未闻。很爱听，但又困惑，问，是真的吗？ 

我教她不要太认真。别把神话和历史混为一谈，也别把艺术和科学混为一谈。她很感兴趣，要知道这里面的异同。话题一展开，就讲不完。已而悬崖的阴影，已落到脚手架上的反光镜上，洞子里黑得看不见了。她跟着我下山，要我讲给她听。一直跟到我屋里。说，我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十几年学都白上了。我说也不是，重要的是你要学会思想，使你学到的东西活起来。

她环顾四周，有些惊讶的样子。说这个太破了，干吗不买个新的？那个用不得了，干吗不买个新的？我说没钱。没钱是怎么回事，她好像不大明白。问她到过农村没，她说曾集体支农，到郊区摘棉花，没进过村。我说你到村子里住上几天，就会明白许多。我说这也是一种知识，“世事洞明皆学问”么。她没读过《红楼梦》，把这两句抄了去，说是很有启发。说这次遇见你，真是幸运，对我帮助太大了。

从她真纯的目光，我读到一种崇拜，很高兴。我没有被别人崇拜过，何况是被一位这么可爱的姑娘。也有一种幸运之感。但她走后，再没来过。有时进城听报告，遇见敦煌中学的老师，少不得问问她的情况。她在校成绩优异，是校篮球队代表，还当了个学生会主席。我真难以想象，她那个学生会主席，是怎么当的。

第二年，敦煌搞“四清”运动，查出她父亲在1949年以前当过军医官，信基督教，给戴上了“历史反革命”的帽子。她和她同届毕业的妹妹李茨恩两个，都因此不准报考大学，成了“待业青年”。父亲的工资被冻结了，全家陷入贫困。她们找不到工作，天天在家没事，苦得不行。

我们研究所作为中央文化部的直属单位，没划入本地区四清运动的范围，好像没事。我托熟人带信，邀请她到莫高窟来玩。和第一次见面不同，她似乎长高了些，瘦了，沉静了，清纯的气质里，多了一份深沉。马尾髻也变成了一根粗长的辫子。她说她爸有了事，就像全家都有了事，亲戚朋友断了往来，连同学们路上见了，都不招呼。她说：真是奇了怪了，我们干了什么呀！

我告诉她这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故事，每个中国人都有可能遇到。我给她讲了我自己的遭遇，我所在的劳改农场里许许多多死者的遭遇，和他们家里人的遭遇。还有我的一些大学同学的遭遇。这种事太多了。你觉得奇怪，只是因为你没经历过。她说他们不是本地人，出了事很孤立，想回到河北老家里去，哪怕都种地，乡亲父老也有个照顾。但是不准许，只好算了。

我说全国一个样，家乡人更凶残，还是不去为好。我给她讲了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怎样被家乡人折磨至死，我母亲和两个姐姐，还有我的许多小学和中学的老师们，在家乡怎样被侮辱与伤害，都比流落在外的人们更惨。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故乡，也没有祖国。你也一样。别指望依靠外界的同情，唯一的出路，是自己站得住脚。经历一下没有经历过的事，可以丰富人生经验，增强生存能力。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，使思想深刻些，感觉敏锐些，也是必要的一课。重要的是你要能站住脚。要是被弄糊涂了，或者被压垮了，那还谈什么把外在的苦难，转化为内在的精神财富？…… 

说着说着，连自己都觉得，有些像唱高调。但是她很爱听，显然受到鼓舞，脸色渐渐开朗，终于有了笑容。说，上次回去后，一直想给你写信，不知道怎么写，所以一直没写。我说我也是。从此她常常来玩，我带她看洞子，爬山，找化石，采红叶，听她说说各种事情，学校里的，家里的，社会上的，心里面的。她那时二十岁，还像小孩子一样，有时很小的事情，说着就哭起来，一忽儿，眼泪没干，又笑了。 

几个月后，我向她求婚。

我说我比你大十一岁，一无所有，但很爱你，你可愿意做我的妻子？她说，那多好呀！停了一下，又说，有了你，我就什么也不用怕了，多好呀！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自问有能力保护她吗？倘若没，有资格追求她吗？她望着我，说，你怎么啦？我说了我的想法。她说她什么都不怕，最怕的就是我们要分开。我说那就让我们一起，来共同对付这个世界吧。 

没见到她的父亲，他已被遣送边远农村，管制劳动。她母亲也是基督教徒，极有教养，很慈祥也很能干。她说等孩子们有了着落，要申请去照顾丈夫。居委会讲阶级斗争，正动员她划清界线。我同他们家往来，也很引起注意。那时所长常书鸿不在家，他的夫人、副所长李承仙表示支持，并答应安排茨林到所里当讲解员，先临时后转正。 

婚礼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六日举行。

所里派了一辆汽车去接她，车上装饰着绢花缎带，五彩缤纷，倒也喜气洋洋。上车时，她抱着一大卷半新的被褥，她母亲又把一篮子锅碗盆勺放在车上。我问这是干吗，她说你们拿去，用得着的。我说你们呢，她说家里有。那天晚上，闹洞房，乌烟瘴气。美术组有个搞雕塑的，叫孙纪元，一直坐在床上，不声不响。人散后才发现，被褥和枕头里都塞满了锐角碎石和尖利的刺草，拔不掉也拣不尽。我相信，这不是民俗，而是人心。

文革已经临近，空气里硝烟弥漫。形势险恶，人心诡谲，都像是海伊纳闻到了血腥，一个个伸长着脖子，在窥测和等待。“家”成了唯一的避难所，那简陋的土墙木门分隔开了仇恨的世界和爱的世界。门一关就是别样的天地，有着纯净的空气和无条件的爱，在里面我们可以丢掉沉重的铠甲和假面，作为真我而自由地呼吸，爱和被爱，理解和被理解，信任和被信任。我们不是成天待在家里，我要上班，她要去熟悉洞子，为当讲解员作准备。但是不管到哪里，心里带着家，也就带着幸福。

每月领了工资，她先给我的母亲和姐姐寄去一份，婚前寄多少现在仍寄多少。同时给她的母亲和妹妹留下一份。剩下的，可以过一种简单的生活。我妹妹在四川省地质局工作，有一次进山找矿回到成都，房间被小偷洗劫一空。她闻讯后，把我在结婚时给她买的几件新衣全都寄去了。每个星期，我们要进城一趟，看望她的母亲。荒凉沙洲，道路艰难，小站候车人寂寂，大漠走马月茫茫。斯情斯景，已不可再复，当时祇道是寻常。

六月初，全所进城，听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动员报告。那天回来，连夜把所有的文稿笔记呼啦啦翻了一遍，挑出最要紧的，包在衣服里，让她带到娘家存放。要求她在那边住一段时间，到形势明朗了再回来。正好第二天有便车，她走了。房间和心，同时显得空落，只有她没带走的一些东西：桌上的一枚发卡啦，挂着的一条头巾啦……透着一股子淡淡的温馨，忧伤地。 

紧接着狼群就扑上来了。揪斗，抄家，昏天黑地。几个月没联系，她突然来到。那天在中寺大院批斗常书鸿李承仙，我在陪斗。弯腰低头，双手后举。她先到家里，门开着没人。放下包裹，来看斗争会。正碰上美术组组长段文杰揪着李承仙花白的头发，一问一个耳光。一大串问题中还提到了她的名字：为什么把反革命分子的女儿李茨林拉进所里？散会后回去看到她，很意外。她说她害怕得很，要来看看。她已怀孕，脸色憔悴。包裹里有一些食物，还有一些纱布药棉白药红汞。

她告诉我，城里也很乱。茨恩害怕，趁她不在，把我那些文稿笔记全部烧了。为此她同妹妹大哭大吵了一架，说那是我的命根子。妹说他不要命我们还要，命都没了根子有啥用。妈怕外面听见，发怒把她们赶了出去，说你们有胆，到大街上吵去。说完这事她哭了，一叠连声说对不起。文稿没了，是我最大的失败，但既无可挽回，也只有劝她别想。讲了个“破瓮不顾”的故事给她听。她如释重负，又笑了。 

“家”已不再是封闭的世界，随时都有人闯进来乱翻乱吼一气。甚至半夜五更踢门，叫我起来卸车。她怀着孩子，经不起这般吓，只有劝她回去。她在走以前、瞅着没人，给常、李也送去了一些食品和药物。考虑到后会不知何时，给孩子起了个名字，叫高林，取父姓与母名，兼取宋人诗意，以求吉祥。 

这年十月，上面派来的文化革命工作组宣布了对我的处理：工资降三级。没再戴帽子。没开除，算是大好消息。为尽快告知她，我连夜赶进城去。在戈壁滩上抄近路，又迷失方向，走了一通夜。虽然疲累，能让她早点结束恐惧，也觉值得。她母亲曾经听说，那一带时有狼群出没，说出来后怕不已，更添加了一份庆幸。

但是很快地，这个处理又不算数了。所里的革命群众，分为敌对两派，都说是工作组保护了我们。变化比北京和内地慢了几拍，工作组早已撤走，无法揪回。被保护的一小撮，被打得更凶（说是要“打下十八层地狱，叫永世不得翻身”）。特别是常书鸿和李承仙，每次斗争会下来，都遍体鳞伤血肉模糊。 

一九六七年元月，女儿高林出生，我都没在她们身边。

翌年夏天，她带着不到两岁的孩子，到莫高窟看我。那时我的住房已经被查封了。分派在一间废弃的浴室中过夜。浴室面积八平米，墙壁斑驳剥落。空间有两个锈死了的莲蓬头，一块隔板。略微倾斜的水泥地面上有两条水沟。不过位置偏僻，门窗外风景极好，有一大片草地和几十株合抱的老树，也难得。 

我把隔板拆了做成一张大床，在门外用三块石头支起一个锅台，临时拾几根枯枝就可以做饭，也很方便。

更难得的是安静，没人再来打扰。所里斗争剧烈，又揪出来二十几个敌人，加上我们，已超过人数的一半。另一半除去跑龙套的，两派斗得你死我活，已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我们作为“死老虎”被撇在一边，交给了一个管杂事的工人。他给我们分配劳动任务，别的不管。

那时我每天扫洞子，回来除了参加牛鬼蛇神们吃饭前的“向毛主席请罪”仪式，和晚上的“学毛选”以外，没事就抱着孩子，和她在树林里走走。孩子还不大会说话，连蚂蚁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，但是反应很快，表情十分丰富，是我们快乐的源泉。她仍然带着那本讲解词，我去劳动时，她一面带孩子，一面时不时拿出来背一背。她仍然想着，将来有一天，能到莫高窟来当讲解员。 

看来形势不坏，我很乐观。不知怎么的，气氛又变了，又要“清理阶级队伍”。九月下旬的一天，勒令全体牛鬼蛇神集中住宿，男的搬到上寺院外工程队留下的空屋，女的搬到老库房。要请完罪立即就搬，不得拖延。她一个人带高林睡了一夜，不得不走。几个月后，城里搞下放，他们祖孙五口，都被吊销了城市户口。她和高林两个，被送到一个叫作东方红公社向阳大队第四小队的地方，插队落户。我直到一九六九年初，收到她从那个地方寄来的信，才知道发生的一切。

紧接着，所革委会传达了上级革委会的通知，我的案子维持降三级的原判。算是第二次解放了，允许我搬回原宿舍居住。叫我马上收拾一下，立即出发，到酒泉去为农业学大寨展览作画。我坚持要求，先到农村去看看她们。只给了两天假。酒泉地区革委会还从我所抽调了何山、孙纪元等人，我得和他们一路。

搭了一小时便车，下来走了十几里地，遇见一个牧羊人。向他问路，不知东方红，也不知向阳。说这里叫红柳墩，过去是枣庄，再过去是郭家堡公社。

到公社一问，才知道郭家堡已改名为东方红，向阳大队是原先的驻马店，驻马店再往北，就是沙漠了。沙漠边缘有十几户人家，一年前叫黄羊沟，现在叫向阳四队。

北国春迟，望中没有绿色。耙过的地里，罗列着一堆堆待扬的粪肥。愈走愈荒凉，到那里已经傍晚。斜光照墟落，穷巷牛羊归，杂杳掀起团团黄埃。干畜粪煨炕的气味，辛、苦、重浊，一股子乡土的亲切。一个老婆婆，在井边汲水，告诉我地里的人还没收工。一面派孩子去叫茨林，一面领我到她家歇脚。

屋里烟气弥漫，老汉就着油灯在烧烟锅。让上炕坐下，问长问短。 

说起来才知道，这地方用水靠井。邮递员送信，只送到公社。支书队长去开会时捎带一下。寄出去的信，他们也给捎。灯油盐巴针线钮扣什么的，公社的供销社里都有得卖，就是太远了，不方便。小伤小病，可以找队长的丫头，她是赤脚医生，箱子里有点儿药，有时候也管用。要不，公社里还有个卫生所…… 

说着茨林进来了。高林走在前面，包着头巾，穿著大棉衣，两袖过膝，像只企鹅。只露出一张小脸，仰着看我。我说，认得我么？她叫了一声爸爸，声音细小，羞怯而犹豫。我抱起她，不觉眼睛里有了泪水。茨林也包着头巾，满身土，已经像个农妇。笑容灿烂，看来身体挺好，放下心来。 

回家路上，问她爸妈在哪里，她说也在这个公社，隔约三十来里，她妈还来看过她。我说我应该去看看他们，但是这次来不及了，下一次吧。我告诉她维持原判到酒泉去的事，说我明天就得走，去了再想办法，把你们办出去。

高林要我一直抱着，进了门还不肯下地。她说你爸背那么重的包，走了一天路，你不叫他息息吗？孩子立即两腿一蹬，说要下去！我说这么听话呀？她说，哪里，你等着看就是了。屋里一股子烟熏味，是北方老屋特有的气味。点上灯，她就去煨炕。炕很大，占半个房间，但只有两个人睡觉，四分之三空在那里，裸露着土炕面，很难看。另半间屋有个土锅台，两个人用太大，旁边又盘了个小的。大锅台没锅，张着黑嘴，更难看。我想把它打掉，她说别，我妈说给我找个案板，放在上面，正合适。

第二天，她抱着高林，送我到大路边。我走了很远，回头望去，她们还在那里挥手。 

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。这次，她怀上了第二个孩子。 

酒泉的展览是综合性展览，筹办人员来自各个不同的单位。我利用工作之便，广为结交，安排好她到酒泉来生孩子。准备来了就不回敦煌去了，一同到五七干校劳动。这个不算非分的要求，已得到地区政委和革委会主任的批准。

干校在郊区，和农科所相邻，农科所的朋友说，他们也要人。为求稳当，计划分两步走，下一步再看着办。

一九七〇年春节前，请了两星期假，准备回去过了年，就接她们来。收到一份电报，是她妹妹李茨恩到敦煌城里拍来的：“姐病危速归”。连夜赶到酒泉城，搭汽车到安西，再在安西转车，到敦煌时，已经是第三天的午夜。找不到车，步行又迷了路，待天亮一路问去，只赶上看到她的遗体。

高林被茨恩带走，在那边由茨恩照顾。母亲守着茨林，已经几天几夜没睡。告诉我她是感冒变成肺炎，很普通的病。一开头照样出工，耽误了。一直在等我回来，才停止心跳不久。要我摸摸她，肌肤尚温软。我刚摸过，又要我再摸。那份绝望，令人惊恐。这时我才知道，悲痛是不能分担的。母亲所承受的，不会因为我也承受而减轻。反过来，我也一样。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自己的全部，为了有过的爱。

她母亲把她较好的衣服鞋帽，都放进了棺材。但剔除了动物皮毛制品。她担心那些动物的鬼魂，会在地下向女儿索取。不管有多荒谬，母亲无微不至的关心，直追永恒，我宁愿相信。事后想起入殓时，腰上还束着一条皮带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 

村上的妇女们，做了一个白纸花圈送来，队里派了十几个人，帮助抬棺、送殡、挖坑。事毕排成一列，念起语录来。“要革命就会有牺牲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……”。我正在整理坟墓，不知道该感谢，还是该愤怒。

坟墓在农田和沙漠之间，一处长满芨芨草的坡地上。没有墓碑，叠石为记。临走前夕，深夜两点，抱着高林，裹着一件老羊皮大衣，到墓前石上，坐了很久。我想人死后如果还有灵魂，她一定会在此时此地，来同我们见面。 

但是没有。 

月照大漠，天地一片空白。

高尔泰：不为英雄，不做圣徒

有人说，高尔泰的人生，前半生是英雄，后半生是圣徒。然而他自己的理念却是：不为英雄，不做圣徒，在这个世界，只想堂堂正正地做人。

1957年，22岁的高尔泰在“立场压倒一切”的时代，公然宣称美是“自由的”而遭受磨难，在戈壁滩的农场，他目睹了无数死亡，自己更差点饿死，最后在朋友帮助下，为甘肃博物馆创作大庆的主题画，才保住了性命。

1992年，57岁的高尔泰辗转出国。虽然远离故国、但他从未抛弃当年对自由的追问。近30年来，他更写下一篇篇饱含沉思的文章，以近乎虔诚的毅力，坚持寻找国人失落的“精神家园”。

然而，不论他人如何评价，高尔泰本人从不想成为英雄或圣徒。他想的，只是成为一个堂堂正正、有血有肉的现代人。

▲高尔泰画作《后羿射日》

◎不想成为英雄，只是不想说假话

佛教称佛为“觉醒了的人”。而高尔泰在生活中同样“觉醒了”。在50年代“美学大辩论”中，各方看似在辩论，却无不强调观点是基于“正确的立场”。高尔泰因独具一格而被反问：难道所有人都错了，只有你一人是对的？

在绝对的孤独中，高尔泰并没有拜倒在某个“终极真理”脚下。在《美是自由的象征》中，他坚持将美视为人格独立的姿态；在《艺术的觉醒》中，更强调艺术要回归最原本的样子——对自由的肯定。因而，与其说他是一个艺术家、美学家，不如说，他是一个任何环境下不会放弃思考、也不愿说假话的自由人。

◎无意成为圣徒，只是在追求幸福

“出国后近30年，还在为理想殉道”：很多人看来，高尔泰是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，别人都用一生时间去生活，他却浪费了一生去对抗。然而，对高尔泰来说，他追求的不是“崇高的理想”，恰恰是简单的幸福。

对他而言，寻找家园，正是在“世界没有秩序、历史没有逻辑、个人没有着落”的生活中，寻找生活的方向和意义。而脱离了意义的土壤，幸福不过是场幻觉。在《回归，再次出发》中，他再次重申，个人自由才是一切的终极目的，也唯有个人幸福，才是历史进步的标志。

▲高尔泰画作《精卫填海》

一个人想活得“真实”，就不该忘记先辈所经受的苦难。在高尔泰看来，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，前提都是“把人当人看”。这不但是他的生存哲学，更是60年来，写作不断回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

为此，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高尔泰“寻找文化家园”三书，在真实中寻找，从艺术中觉醒，读懂“美和自由”：

◎见证了一个自由人完整的“心路历程”：

这套文集由高尔泰亲自修订，《美是自由的象征》《回归，还是出发》《艺术的觉醒》分别从美学、哲学、文艺评论等3大领域，探索了一个人从觉醒、 到回归，到重走自由的历程，其不仅是六十年思想文字的存照，更代表了国人在“难以被磨灭的时代”，对精神家园的执着追寻。

◎文字悲天悯人：

很多经历过苦难年代的人，文字里都藏着“难以剥离的愤怒”。然而，高尔泰笔下，很少看到对人的批评和苛责，更多是善意的同情和理解。徐晓曾评价他“控诉，但不止于个人的悲苦；骄傲，但同时也有悲悯；敏感，但不脆弱；唯美，但并不苛刻”，卫平先生更称他的写作是“《红楼梦》般的汉语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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